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战争的废墟中创建了大汉王朝。不久，刘邦驾崩，皇后吕雉乱政，处在初创期的大汉王朝危机四伏。直到周勃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登基，大汉王朝当时那种极度贫困和危险的处境，才终于得到改变。

　　汉文帝本名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薄氏，原来是刘邦的军工厂里一位织布的女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刘邦看中了她，把她带到皇宫来做自己的女人。在刘邦所有的儿子之中，刘恒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但幸运的是，他有一位爱他的母亲。后来，刘恒被封为北方边疆地区的代王，母子俩就在那一片远离政治斗争的荒蛮之地相依为命，母慈子孝，倒也其乐融融。

　　织布女工出身的薄氏让儿子刘恒懂得了什么是爱，刘恒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孝子。等到他即位为皇帝，也怀着母亲爱护子女一样的心情来管理国家。于是，汉文帝刘恒成了一个受人景仰的模范皇帝。“圣朝以孝道治天下”的管理格言也从此流传至今。

　　当汉文帝爱着这个国家的时候，大汉王朝就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天堂公司。人们快乐地成长着，并且分享着生命存在的喜悦。他们热爱自己的人生，也用互相帮助的方式彼此相爱。于是，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大汉帝国也就像冬去春来的田野一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机。

　　为了持续性地管理好这个天堂公司，汉文帝又开始着手搜集、整理那些先秦时期的圣贤著作。尽管经历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阿房宫的劫难，但汉文帝和后来的历代领导者却一点一滴地从民间把五经六艺和诸子百家之言收罗起来，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与此同时，管理当局也在鼓励人们向学，在首都设立太学，同时在乡里开办乡学、县里开办县学、郡里开办郡学，把这个国家创建成了一个乐善好读的学习型组织。学生们也在学习经史典籍的过程中，领悟到爱的魅力。

　　从此，中国人说的是汉语、写的是汉字、学习的是汉文化。那些厚道、耿直、勇于承担的男人，则赞美为男子汉、好汉。在这片国土上生活过的人们，也因此被称为汉族。甚至在后来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仍然有不计其数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地区，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种族，源源不断地汇入到汉族这个大家庭中来。他们认同汉文化，为汉文化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智慧所倾倒、所迷醉。

　　园丁与果树之间的信托关系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次年正月，主管大臣请求皇帝确立太子，但汉文帝却回答说：“我不能只顾自己的儿子，我要为天下人着想。所以，等到我年老、体弱或者不能胜任的时候，我就要采用禅让制，把我的职位禅让给一位慈惠仁爱的候选人。”

　　与西方的民主选举不一样，中国人选择自己的国家领袖，采用的是禅让、世袭或者革命的方式。其中，禅让制是人们公认的最理想的选拔继承人的方式，据说上古时期的领导者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天下人中间来选拔合乎道德的继承人。

　　确立太子是古代中国人选拔未来国家领袖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具有父子相传的特点，被人们称为世袭制。虽然现代学者对世袭制的负面批评很大，但世袭制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能够避免人们为争夺权力地位而引发政治上的风险。

　　与西方的契约社会不一样，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信托社会。契约的执行需要监督，信托则是一种信任与期待。无论通过禅让，还是通过世袭登上王位的国家领袖，人们都会对他抱有极高的信任与期待。

　　只有园丁式的管理，才能建立起这样的信任与期待。人是一种会思想的果树，如果他们无法相信园丁，他们就无法安心做一棵安静的果树。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中，人们看重的通常不是权力上的争夺，而是君臣道义上的互勉。当管理者成为慈爱的园丁，员工成为快乐的果树，人类社会就能够再度成为一个伊甸园式的天堂。

　　当然，事情总是难免会发生意外。如果国家领袖辜负了人们的信任与期待又如何呢？那就只好用革命的手段，让一切恢复正常状态。

　　作为一个园丁式的好皇帝，汉文帝面对的是普天下那些果树一样可爱的老百姓。他之所以准备采用禅让的方式选择未来的继承人，也是为了果树们的幸福生活着想。但大臣们坚持说：“禅让制与世袭制其实各有利弊。虽然传说中的尧、舜都因为禅让而流芳至今，但从夏、商、周三个朝代以来，人们却一直都在采用世袭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保持政治稳定的现实需要。再说了，无论是禅让制还是世袭制，关键在于候选人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人品。现在，您的长子刘启就是这样一位慈惠仁爱的候选人，就请您立他为太子吧！”

　　汉文帝思之再三，认为他的长子刘启的确是当时最合适的候选人，这才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及至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果然能够继承父亲的遗志。因为他们父子俩的卓越贡献，人们就把汉文帝和后汉文帝时代的管理绩效合称为“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