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烟瘾”难断 中国控烟最大阻力在哪儿
作者:夏金彪  更新日期:2009年6月16日

  烟草在线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  50多岁的老吴抽烟抽了30多年,手指和牙齿都被烟熏得黑黄。记者问他,发现烟盒有什么变化没有?他看了一下烟盒,指着烟盒的下半部说,变化在这,“吸烟有害健康”原先在侧面,现在跑到正面了,多了一行字,“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

  他把烟盒翻到背面,背面多了行英文字,不过老吴并不认识英文。“烟标变化不大,我都抽烟30多年了,想抽照抽。”老吴说。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告诉记者,国外的香烟包装盒上大多印着令人触目惊心的黑牙、烂肺等醒目图片,让人一看就感到可怕和丑陋,警示作用很强。“但国内烟标的警示效果很小,根本原因是来自烟草公司的阻力很大。”

  新烟标背后的博弈

  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我国承诺从2009年1月9日起在国产卷烟上使用新版包装。

  记者注意到,新版的香烟包装盒正面下方不到三分之一的位置,印着“吸烟有害健康,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的警语,背面同样的位置则为英文警语,内容一致。原烟盒侧面的警语被取消,新版包装没有任何警示图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与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部的调研显示:通过对比中国内地的烟标与欧盟(警示吸烟导致血管阻塞)、新加坡(警示吸烟导致口腔疾病)、加拿大(警示吸烟导致肺癌)以及中国香港(警示吸烟导致末梢血管疾病)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字和图形兼有的烟标,发现中国内地烟标上的健康警示效果较差——内地香烟新版包装没有采取图片形式,只用细线隔出1/3面积写上中英文对照警示语。

  吴宜群告诉记者,国内新烟标之所以如此并不奇怪,因为这是烟草公司早就准备好了的应对之策。早在2002年,烟草公司就组织课题组,开始研究《公约》对中国烟草业的影响及对策,并形成《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一书,于2006年公开出版。该书声称:课题组的研究不仅为决策提供了智力和技术支撑,而且一些成果被国家烟草专卖局及上级领导机关决策采用,直接进入了应用领域,产生了理想的效果。切实起到了为国家局(总公司)、上级领导机关服务,为企业发展服务的作用。

  云南是我国的烟草大省

  对于烟标,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经济信息中心2004年5月发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包装及警语规定对烟草包装的影响》一文,建议根据我国国情,今后在制定履约措施时,健康警语内容要符合人们的广泛认知,决不可危言耸听;健康警语不能采取黑框、黑字、白底的形式,警语部分底色应与包装色统一协调;对于警语面积,达到30%即可;轮换周期宜长不宜短;不应使用图片形式。

  文章还提出,“这是当前对我国烟草行业最为直接的一项条款,对我国烟草业影响较大,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可能也是机会,就看怎么样处理,怎么样运用。中华烟是我们熟悉的、有影响的品牌,而在欧洲市场上的中华烟原来是很漂亮的红色商标,按照欧盟的要求,加上了白底黑字的警语:‘抽烟者死得早!’视觉冲击力很强,这就是很现实、很直接的影响。”

  2008年4月,国家烟草专卖局颁布了《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其中的许多规定与上述文章的建议不谋而合。该规定对我国境内生产的所有非出口卷烟和国外进口卷烟的包装上的健康警语作出了具体规定:包括两组轮换使用的警语内容;警语应位于卷烟条、盒包装正面和背面;警语区域所占面积不应小于其所在面的30%。该规定已于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对于新烟标的实行,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桂华认为,规定比原来有了一定的进步,规范了“保健”、“安全”、“低危害”等用语,这些词语曾被烟草商广泛使用,严重误导烟草消费。但该规定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流于形式的新规定力度不够,达不到有效减少烟草使用的效果。

  烟草业利益VS国民健康

  “国家烟草专卖局《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的实行,反倒像是烟草行业的一个大胜利。”吴宜群认为,该规定给烟草企业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告诉本报记者:“99%的吸烟者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并不清楚吸烟有什么危害。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而真正清楚并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吸烟者不到20%。很多吸烟者说不出吸烟还能引起哪些具体疾病,不知道吸烟还能引起心脏病、中风、阳痿、皮肤老化和其他多种癌症。在这一点上,吸烟的危害说得越具体越好。图片的警示作用无疑更为直观,也更为强烈。”

  杨功焕表示,目前烟盒上警示信息的面积、字体和具体的健康危害等内容,均未达到《公约》的标准,而推荐使用的图形标识更没有被采用。《2009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指出,烟盒上的警示性图片是控制烟草流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效果要好于传统的健康教育。

  “如果烟盒上印上骷髅头,或者患病的肺部,至少公款烟和礼品烟的数量会大大下降。”吴宜群告诉记者。并非所有中国内地的品牌香烟的烟标上都没有印刷警示性图片。据了解,出口至国外的中华烟和红双喜烟等香烟的包装上,就印刷有各种醒目的烂嘴、坏牙、烂脚的恐怖图片。

  “中国人过去喜欢讲内外有别,但是在告诉消费者烟草危害的问题上,也内外有别?”吴宜群说。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控烟高级顾问Sarah England博士认为:“尽管中国的最高层承诺让民众远离烟草的危害,但仍有很强的商业利益在左右。”

  在中国,烟草行业的地位不可小视。

  一方面,烟草行业支撑着庞大的就业大军。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统计,目前中国有烟农360多万人,零售户400多万户,烟草行业有50万名职工。另一方面,烟草业每年上缴上千亿元利税。数据显示,2008年1—11月份,中国卷烟制造行业实现利润694.7亿元。

  用什么来替代烟草经济?这是在控烟的国际潮流之下,治疗中国经济“烟瘾”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烟草业面临困境?

  虽然中国的新烟标离《公约》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控烟的呼声越来越高,《公约》对中国烟草业深远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中国烟草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公约》中关于烟草广义性广告的限制,对烟草企业的影响最为直接。虽然我国《广告法》和《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也明确规定: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但这些烟草广告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精明的商家总是能够利用法律的“漏洞”来为自己做文章。在传统广告遭到“封杀”后,烟草企业开始采用公益广告、赞助冠名等“广义性广告”宣传自己。

  “去年底,经过控烟组织的努力,6家烟草企业从民政部举办的‘中华慈善奖’的获奖名单中被拿掉。”吴宜群告诉记者。根据《公约》第13条规定:“各缔约方应根据其宪法或宪法原则,在公约对其生效后的5年内,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众多控烟举措中,通过烟草价格及税收调整,提高烟草商的经营成本是目前国际上呼声较高的一种。很多控烟组织期望,通过烟草税率的大幅度提高,使烟草商“无利可图”,从而达到控烟乃至禁烟的目的。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市禁烟立法咨询专家崔小波告诉本报记者,提高烟草税是控烟最有效的做法,“目前中国的卷烟总税率仅为零售价格的40%,这一税率远低于国际上卷烟税率的中等水平即65%—70%。”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指出,将烟草税提高10%一般可使高收入国家烟草消费下降4%,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烟草消费下降8%。烟草价格上涨70%,可在今日吸烟者中防止多达四分之一的与烟草有关的死亡。同时,政府增加的税收可以用于控烟工作,用于补贴与吸烟相关疾病的治疗。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邵一鸣递交提案,呼吁我国政府应提高烟草制品税率10%—15%;适当提高中、低档卷烟的价格;将因此增加税收的一部分或全部用于控烟,包括有计划地减少烟草制品生产所必需的产业替代,用于与吸烟相关疾病的治疗、戒烟治疗、控烟教育、无烟环境创造等。

  “我们希望控烟工作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但现在中国独特的烟草监管体制已经成为控烟的阻力。”吴宜群说。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烟草业100%国有专卖体制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在中国,政企不分的烟草专卖体制将监管者和经营者混为一体——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只不过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让生产烟草的人来控烟,就好比自己的左手打右手,怎么会下狠心呢?”她呼吁,工业和信息化部应重新定位烟草专卖局的职能,使之与烟草总公司分家。

  杨功焕建议,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更名为国家烟草监督管理局,统一领导与监督我国烟草生产企业控烟的履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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