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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国烟“中华”之历史选择了上海
2017年08月03日来源:《上海烟业报》

  烟草在线据《上海烟业报》报道  1881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资本入侵仍在继续,中国日益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这一年,有两个即将改变世界烟草格局的人物开始登场,影响全球尤其中国、又特别是上海现代卷烟工业的发展。

  一个是美国工程师詹姆斯·本萨克(James Bonsack),1881年,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可连续成条然后分切成支的连续生产型卷烟机,将卷烟速度从过去的最高40支/分钟提高到超过200支/分钟。这使烟草工业迅速走向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轨道,也使烟草产业的全球扩张成为可能。另一个是美国商人,后来被称为“烟草大王”的詹姆斯·杜克(JamesDuke)。据称,杜克在得知本萨克发明卷烟机的消息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给我拿地图来!”地图展开后,他翻看的不是地图,而是下面的说明。很快他发现了一个传奇般的数字—“人口:3.4亿”。杜克说:“那儿就是我们要去推销香烟的地方。”“那儿”当然就是中国。

  彼时的中国,尚无一家本土烟草工厂,而大洋彼岸有双眼睛正虎视眈眈地觊觎中国这片辽阔的市场,虽然当时的国人尚不知纸烟为何物。杜克以超凡的战略眼光抓住了本萨克卷烟机创造的机会,以优惠的条件获得了使用新机器的特许权之后,他的杜克烟草公司很快脱颖而出,并通过各种兼并收购组建新的美国烟草公司,牢牢控制了美国90%以上的烟草市场份额。1902年,美国烟草公司与帝国烟草公司联合投资组建英美烟公司。同年,英美烟草在上海陆家嘴设立工厂,开始了杜克期盼已久的远东征服。从改变国人吸食旱烟的习惯为吸食卷烟,到遍布各地的卷烟工厂和涉及2000多个市县的庞大销售网络,控制和影响中国烟草业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也注定了中国烟草工业的发展,一开始就是以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方式培植起来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上海因不平等条约被迫通商。近代工业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星星点点地滋生起来,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枪炮和西方资本的不断汹涌而人,迅速成长为具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近代工业中心。毫无悬念,精明的杜克会选择首先在这里建厂,并以此为据点,延伸到“北至俄边,西至藏界”的全中国。近代颇负盛名的“上、青、天”皆是英美烟草在上海、青岛、天津所设立的分公司。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据美国学者高家龙估计,1902-1952年间,英美烟草在中国获利不少于3.8亿美元。1927-1936年,英美烟公司在我国的卷烟销量合计为748.9万箱,约占我国卷烟总销量的60%至65%,高于上海地区卷烟总销量的50%。上海市烟兑皂业第二市场27日内(1949年11月21-12月17日)交易总数统计显示,在上海卷烟市场上,华商卷烟产量与颐中烟草公司(1934年,英美烟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分公司)尚能达到七比三的比例,但在交易金额上,颐中公司一家独占73.58%,全部华商仅占26%左右。英美烟公司的压倒性优势及其如何操纵和垄断中国卷烟业由此可窥一二。而上海,不产一片烟叶又远离原料大后方,在时势的推动下成了中国卷烟工业的绝对中心。抗战前,上海已占了全国卷烟统税的一半以上,到解放前夕,更是出现了全国卷烟工业70%以上集中上海一地的盛况,英美烟所属颐中公司则是一家独大。而当时主要的烟叶产区河南、山东以及内地城市的卷烟工业则既小又少、极不发达,卷烟工业畸形发展之势可见一斑。

  这也就是为什么解放后中国人是如此渴望扬眉吐气,渴望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尤其是饱受殖民压迫的卷烟业。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有禁止党政人员吸食外烟的批示,会如此急切地希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好烟;国营中华烟草公司会喊出“国营烟厂是人民的烟厂,人民应该吸自己的香烟”这样的口号。因为民族卷烟工业已被压制得太久,洋烟品牌影响中国市场亦太深。

  中国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一诞生就不得不面临英美烟公司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除1925年“五卅运动”后因民族意识高涨而有过短暂的辉煌外,都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当时最大的民族烟草企业,1905年创立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与英美烟公司分庭抗礼也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终究只能悄然谢幕,到1945年其产量已不足英美烟草的十分之一。其余如国营中华、民营富新、大东南与华成等尚能勉力维持,至于资金短缺、市场狭窄、设备简陋的中小型烟厂则根本难以为继,今天有利可图就纷纷设厂,明天无利可图则关门大吉。据解放初统计,当时还有6家烟厂只有一台卷烟机,甚至有20家根本无机器设备而是专门委托他厂代卷。在此等劣势条件下,华商间还相互倾轧,恶性竞争,不顾商标商誉,标新立异、争出新牌、斗得你死我活。在上海,1947年卷烟商标最多时达到461种。五光十色,无奇不有,相互仿冒,以图投机取巧。当时华成烟厂的“美丽”、瑞伦的“爱美”、德隆的“旗美”盛销后,类似的图案和卷烟牌号,纷纷起而仿效,据当时报纸广告等材料综合整理,相似牌号至少有“好美”“文美”“梦美”“玉美”“珍美”“月美”等106种。之后又有和兴烟公司出品的“时髦”牌香烟风行一时,市场上仿冒的有“峙髦”“持髦”“如髦”“时猫”等56种,其乱相可想而知。

  据1950年1月统计,上海卷烟企业在经过接管、合并、关闭、内迁、转产及自然淘汰后,实际出品的卷烟品牌数量尚有178种。其中低级烟数量为102种,占全部产量的40%有余;中级烟34种;高级烟仅13种,产量约20%。在“飞马”“美丽”“大小白兰地”“红高乐”“国际”“前门”“白锡包”“三炮台(又名绿锡包)”“使馆”“大英(又名红锡包)”“克雷斯”“红金”“银行”等13种高级烟中,又以颐中公司出品最多,市场影响力最大,“白锡包”“大英”“前门”“三炮台”等都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名品。民营华成烟公司“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美丽”牌也曾风靡一时。唯一的一家国营卷烟企业中华烟草公司生产的“飞马”也有不错的销路,但都难以与洋烟相匹敌。尤其是高档烟市场,长期被英美烟草“白锡包”垄断。

  从1887年美商老晋隆洋行第一次把机制纸烟“品海”引人上海,洋烟就一直控制着国家的卷烟业及国人的味蕾。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章太炎酷爱吸烟,坊间传闻其平日里爱抽一种叫“金鼠”牌的国产香烟,但每每招待宾客却必用洋货“大英”牌。南洋兄弟公司创始人简照南在给其弟简玉阶的信中更是感慨万千:“犹有奇者,华界中固少吸我烟,即强其购吸,亦以‘三炮台’罐盛之。”

  除了当时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的社会风气外,政治经济环境莫不为民族卷烟品牌发展设置障碍。依靠不平等条约,英美烟公司可以享受种种外国公司的特权。以南洋兄弟公司为例,民国初年,每箱香烟需纳税3一10元(民国初年银本位制度下的币值),还得外加各种苛捐杂税.而英美烟公司只需通算2元。 

  1927年国民政府将卷烟税率提高到50%,英美烟公司强硬拒绝此项政策,并以预购税票为条件,将税率降至22.5%。在1932年3月至1937年4月实行的二级税制时期,则出现了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高级烟的税率反而低于中级烟,中级烟的税率又低于低级烟。这种畸形税率当然对主要生产高、中级烟的外资烟草公司十分有利,对生产低级烟为主、中级烟为辅的民族烟厂则是沉重打击。除此之外还有进口美烟的冲击。有学者指出“中国关税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人,保护国内工业则尚在其次”,国民党无疑将这一理论发挥到极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做出更奇特的规定,所有进口美烟无论等级高低,一律按最低税率征税,而当时国产的卷烟缴税均高于进口的美烟,如“美丽”“白兰地”等都按中上等烟征税。旧中国的民族品牌在这种双重打压之下,始终难以获得持久、充分的发展。

  1949年,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青天白日旗换成了鲜艳的五星红旗。饱受洋烟统治和压迫的卷烟业,正蓄势待发准备迎接这巨变带来的一切新生。由于民族卷烟企业和民族品牌所受压制太深,以致偌大一个新中国,竟然没有一个自己的甲级高级民族卷烟品牌,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竞然拿不出一支可以用于招待外宾的国产高级烟。时代呼唤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的脱颖而出。作为最先被改造的行业之一,到了1950年,在新政权下,卷烟业此时已经不再是外商及官僚资本掠夺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人民企业,以为国家增加税收、为人民增加收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己任。尽管还带着旧社会遗留的包袱和问题,但沿着国营卷烟改造的方向,经过接收、接管及关、停、并、转、迁,已经淘汰了资力薄弱及投机取巧的厂商,布局日趋合理。此时颐中公司的垄断特权也已尽失。而上海的特殊性再次成为中央决策的关键。远离原料产地,必须从全国调运大量的烟叶,卷烟生产出来又需要运送到全国各地,运输成本太高。中央的政策是,减少上海的烟厂,内迁或合并,重点朝“高、精、尖”的方向发展。

  时局已经十分明朗,国营企业及民族品牌的脱颖而出只待时日、只欠东风。“做中国人自己的最好卷烟”无疑就是这东风。使昔日因历史选择而与卷烟业结缘的摩登上海,如今就要被推上创造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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