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政策的价值冲突以及政府的责任边界
2016年12月07日来源:烟草在线

  烟草在线专稿  继2015年北京首都机场的14个吸烟室取消之后,上海机场的吸烟室也要取消了?!而且不仅包括机场,还有火车站。10月19日,上海铁路局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自10月25日起,上海站、上海虹桥站、上海南站室内吸烟室将全部撤除,站内也不会摆放任何形式的吸烟器具。据报道,10月24日,上海三大火车站关闭了室内吸烟室,并在室外各开辟两个吸烟区。

  撤销机场及车站吸烟室的新闻发布之后,网友反应强烈。烟民们大部分不赞成关闭吸烟室,虽然非烟民很多赞成关闭吸烟室,但是也有很多中立的网友认为这种做法太一刀切了。以下是部分网友评论:

  “虽然挺讨厌周围问都不问就吞云吐雾的烟民们,不过还是觉得应该让他们有个可以吸烟的地方比较好……”

  “不该。烟涨价了这就不说了,还强制戒烟,我买烟的钱是去偷的抢的吗?吸烟室没影响别人啊,闻不惯走远点啊,让你站在门外面闻了啊。”

  “没必要取消,公共场所禁烟和设立专门吸烟室其实真没什么冲突,这成本又不大,只要管理好就行了,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不喜欢烟味但讲真不应该取消,事情都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进吸烟室要收钱啦之类的,中国矫枉过正是特色。”

  吸烟与控烟是个两难命题,尤其是中国拥有三亿多烟民,政府做的任何决策都能对这三亿多烟民产生很大影响。上海取消吸烟室的政策一出台,网友们就热议非常,更多的是不赞成。为什么?

  一、政府角色:协调多元价值

  控制烟草生产和消费、保障公众健康是全球性议题。但是这一过程中,有多方价值需要兼顾:比如自由意志与道德规范、经济效率与公民健康、控烟工具与控烟效果的不确定性,等等。在制定政策时,政府应该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需求,寻找一条能协调各方多元价值的道路,而不是一刀切。

  自由意志与道德规范

  控烟是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做出的规制烟草生产和消费的决策, 其涉及的首要问题是控烟是否侵犯了吸烟者的自主权利。

  吸烟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是吸烟者选择的一种生活习惯。吸烟是烟民群体的偏好表达,当其行使吸烟权力时如果不对他人的健康造成危害时,它是人们的一种正当权利。现阶段,吸烟作为我国的一种社交文化是被传统的伦理道德所允许的。卷烟已经成为中国人社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吸烟者权力等级及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私人场所的吸烟没有危及公共利益,所以,吸烟者的吸烟自主权是正当的。

  不过,自由权利的本质不是为所欲为。判断自由与不自由的关键在于“是否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如果吸烟行为对他人身体健康造成了危害,对社会造成了利益损失, 例如二手烟雾对被动吸烟者造成的健康伤害,那么政府可以从公共利益出发制定道德规范管制吸烟行为。

  经济效率与公民健康

  烟草产业的蓬勃发展能为政府带来财税收入,是经济效率的体现;烟草消费会损害吸烟者及相关群体的健康,增加公共卫生资源的负担。决策者需要恰当平衡经济效率和公民健康的关系。

  一方面,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烟草产销大国,中国烟草总公司所生产的香烟占全中国消费量的92%,而这相当于全球消费量的三分之一。烟草税收一直是我国的最大税源之一。在国际烟草巨头的竞争下,“全面提高中国烟草整体竞争力” 成为政府制定的烟草行业策略。烟草大省也是烟草产业的受益者。全国有24个省种植烟叶,云南烟叶产量占全国总量的39.9%,贵州占14.8%,四川占8.7%。这些地区高度依赖烟草税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烟草财政”需要较长的过渡时间。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控烟措施会减少烟草消费量和烟草产业利润。

  另一方面,吸烟和被动吸烟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负担。我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如目前的吸烟状况不改变,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00万,吸烟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断增加。不仅中国面临烟草产业发展与公民健康的矛盾,其他国家例如韩国也面临这样的抉择,德国也一直保护烟草产业的利益削弱WHO强大烟草控制,并影响和限制其他国家的控烟政策。在全球严格控烟的形势下,控烟是否降低了烟草产业的效率?控烟应留给烟草产业多大的空间?烟草产业的发展与烟草规制如何找到折衷点?

  严格控烟与控烟效果的不确定性

  控烟是全球政策议题,很多有效的政策措施都来自于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了全面的禁烟策略,但严格的控烟措施与控烟效果之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烟草朴素包装的国家,但是其能否降低对青少年以及成人吸烟的吸引力,仍不得而知;

  爱尔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公共场所100%无烟立法的国家,2004年实行了每一项基于证据的控烟政策,但是2005年以来仅仅取得了很小的进步;

  马里兰于2000年宣布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包括人行道、公共草坪和公园。但是这项法令因很多公众反对和两项法庭否定意见很快被撤销。

  ……

  如果所有的公共场所都限制吸烟者,那只有家里是吸烟者可以安全吸烟的地方,但有讽刺意味的是,发达国家出台了禁止在家庭吸烟的政策。最终的控烟措施是宣布吸烟非法,但是吸烟行为仍然会持续,吸烟交易会在黑市进行。增加烟草税不仅可以增加财政税收,而且可以降低烟草消费提升公众健康。然而,这无形中会增加低收入上瘾者的负担以及诱发烟草走私。

  二、家长式管治的反面:明确责任边界

  上海机场及火车站取消吸烟室的新闻发布之后,很多网友都表示反对,甚至有很多非烟民也对这一政策表示不理解,对无处吸烟的烟民群体表示了同情。

  由此也引出了一个概念——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家长主义(paternalism)式管理。

  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家长主义(paternalism)式的管理基础源起于:服用大麻及其他药物、自杀或一些安乐死个案、乘车系安全带等,政府干预的理由也是因为公民未有充分理性思考过利弊,因此政府要出手干预。因为一刻的快乐而令大麻及其他药物对大脑的损坏及上瘾等问题、因为一时挫折的情绪而去寻死或因为于遇上意外而导致万念俱灰要求安乐死、因为贪图便捷而不去系安全带等,这全部都是缺乏深思熟虑,因为一时轻率或情感决定。

  软性家长主义者(soft paternalist)认为,政府的干预行为不是硬性地侵害个人自由,而只是替你选择你会在充分理性考虑过便会选择的决定而已,例如大部分烟民在晚年也会后悔当年吸烟的决定,导致体弱多病。

  上海取消吸烟室这种控烟行为可以认作是政府的家长式管理,尽管初衷不是硬性地侵害个人自由,而只是替你选择你会在充分理性考虑过便会选择的决定而已,但是如果今后的每一项控烟决策都是政府替民众做出的决定,也并不是好事。

  吸烟者的个体差异

  每个烟民抽烟的目的不同,有人为了交际、有人为了缓解焦虑、有人抽烟提神,由于吸烟者个体差异大,例如有的吸烟者持盲目乐观的偏见(optimism bias),低估了吸烟对身体的伤害和烟草的上瘾程度;有的吸烟者深知吸烟对自己身体造成的伤害但仍然选择吸烟,即知情的吸烟者(informed smokers)。所以,现阶段控烟不能是针对吸烟者个人的规制,可行的控烟策略是细分控烟要规制和保护的群体,保护受吸烟行为危害而自身又无力挽救的各类群体。

  政府规制吸烟者的吸烟行为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需考虑吸烟自主权的边界。公共场所被动吸烟者的生命健康是一种公众的生命健康权利,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吸烟者自主权与被动吸烟者生命健康权之间的冲突转化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即二手烟雾对被动吸烟群体造成“可能”的伤害,这是政府介入控烟的边界之一。

  吸烟者的权利也要得到满足

  控烟政策不能从单一的道德指向出发,歧视烟民或者剥夺烟民的权利,只能对公共场所的吸烟自主权采取管制措施,除此之外的私人场所,不能妨碍和侵害吸烟自主权的实现。控烟广告不能宣传和丑化烟民的形象,将烟民当作边缘群体。采取烟盒朴素包装而不是印制冲击性画面的做法,尊重吸烟者的消费权。在餐饮娱乐场所设置吸烟区、火车等交通工具上设置吸烟车厢,并让其适合吸烟者使用,这些做法都是在尽量不影响公众环境和健康的前提下,给吸烟者设置的合理空间。控烟不是禁止吸烟者吸烟,而是逐渐普及健康宣传的过程,只能通过宣传教化而不能通过外力加以强制。

  协调控烟政策价值冲突的关键在于明确公民健康的责任边界。个人是嵌入社会环境中的,个人的健康状况不仅仅取决于其个人的生理状况及资源选择, 还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健康责任应当在个人和社会之间适当地分配,尤其是恰当定位政府在控烟中的责任和权力边界。政府切忌秉承公众健康和社会正义的目的而采取一种比较极端的专制的方式,过多剥夺吸烟人的权益。控烟要跟整个社会文明进程挂钩,不采取歧视性措施和生硬的管理方式,逐渐通过道德来实现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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