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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年往事:洪流、贵人、时运和认出风暴的大佬们
2020年03月30日来源:宽窄之道公众号作者:宅少

宽窄说

大时代有大人才,

大人才创大未来。

大未来有大宽窄,

大宽窄创大时代。

(一)

  自改革开放后算起,中国人度过了三个鼠年。分别是1984、1996和2008。沿着36年的坡路往回看,这三个鼠年,各具意义。

  1984年,老人前往南方视察,肯定深圳发展。中国大开国门,拥抱世界。各行各业大干快上,怀揣火热的心,投身祖国建设。

  1996年,历经三年宏观调整,经济过热缓解,高通胀结束,民营资本得到更多参与权。斗争叙事剥离日常,老百姓们安居乐业。

  2008年,经济飞速发展,很多人都愿意把那一年称为“崛起元年”。在国人记忆中,那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所谓兴邦的一年。

  三个鼠年,正是中国的三个发展阶段。

(二)

  先说1984年。那年春晚,一个叫张明敏的歌手唱出《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本是九龙电子表厂的工人,只在1979年拿过业余歌赛冠军,此后便无佳绩。在1984年的香港,以张的水平,根本当不成明星。

  偏偏那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在即。春晚导演黄一鹤,突然想找香港艺人上台,就跑到深圳去打听。路上听到《中国心》,赶忙把张明敏弄到北京。

  当年有句话,叫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的中国心》。一个在香港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命运就此改变。此后,张明敏在内地巡演,创下过一年150多场、5天连唱12场的纪录,比香港那帮去红磡的巨星还要洋气。

  同样改命的,还有陈佩斯和朱时茂。

  这俩人是八一电影厂的青年演员。朱时茂好歹演了个《牧马人》里的“老许”。陈佩斯在八一厂,一直不怎么得志。他老早就想自己搞喜剧、拍电影,可惜人微言轻,写的本子不是被毙,就是被别人拿去拍了。

  1984年,黄一鹤找到他和朱时茂,在天坛体育宾馆憋出个《吃面条》,成为春晚首个小品,就此成为小品鼻祖。

  当晚,陈佩斯一战成名。


春晚首个小品《吃面条》

  1986年,陈佩斯离开体制,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拉投资、拍喜剧。小品王的身份,帮他奠定了观众基础,让拉投资变得事半功倍。

  无论陈佩斯还是张明敏,都要感谢贵人黄一鹤。

  当然,黄一鹤的魄力,关涉不止他一人。在他身后,还有许多从业者。他们敢于试探、突破禁区,这都离不开1984年的时代背景。

  那个鼠年,万象更新,自由空气,流溢全国。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84年,老百姓精神生活极其贫乏,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任何一个新鲜事物出现,都能收获广大群众的注意。唱一首好听的歌,就能红遍全国,演一部稍微像样的电视剧,就能家喻户晓。

(三)

  1984年还有个不可忽视的时代气氛,那就是老同志对年轻人的信任。

  改革开放浪潮下,很多老同志意识到,世界终究是有才干的年轻人的,于是尽可能地提拔目力所及的青年才俊。这里面,就有两个日后在山东高密乡顺利会师的大人物。

  一个叫张艺谋,一个叫莫言。

  张艺谋第一次命运转折,始于1978。当时北电在陕西全省13个棉纺厂分配了一个考生名额,好巧不巧,就落在张那个厂。

  老谋子破格进入北电。

  不过毕业后,他并不像他同学陈凯歌,可以幸运地留京,而是被分配到了荒远的广影厂。当时有11个人被分过去,最终只去了4个。很多人,都不想认这个命。

  张艺谋不行,他不认命,书就白念了。

  幸运的是,在广影厂,他遇到了韦必达。

  韦必达为了留住人才,提前备好了房子。之后,张艺谋和几位青年立下军令状,在韦必达的支持下,组建一个青年摄制组,平均年龄才27岁。在韦必达的扶持下,几个生瓜蛋子拍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

  1983年年底,文艺界搞所谓的“人性论”大批判,电影被定性为“精神污染”。韦厂长不服,不断上书电影局,据理力争:

  “如有错误,全由我这个厂长来担责!”

  张艺谋是《一个和八个》的摄影。片子出来,北京的陈凯歌坐不住了,跑到广西,希望得到韦必达的帮助。老韦又丢给陈凯歌《深谷回声》,让他和张艺谋搭档,去陕西拍《黄土地》。1984年,《黄土地》横空出世,再遭业内反对。

  为使电影公映,韦必达奋力疾呼。

  最终付出的代价,是被调任离厂。

  当时张艺谋给韦必达写信说:“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我们也记着您悲愤上书电影局,记着您无私无畏地支持保护我们…”

  确实,1984年,要不是韦必达让张艺谋、陈凯歌搭档去陕西。张艺谋八成不会遇到他的第二个贵人,吴天明。并在吴天明的大力支持下,拍出那部《红高粱》,一跃成为国际名导。


  第五代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

  老张遇到韦必达时,老莫遇到了徐怀中。

  那年,徐怀中受命筹备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各军单位招了35名学员。莫言当时不过原总参谋局宣传科一个排职干部,没写出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他从同事那里得知有文学系招生,但要营级以上资历,就放弃了。结果没两天,情况有变,说不要级别。莫言赶去报名,可期限已过,人招满了。

  就在这时,徐怀中看了他的小说《民间音乐》。

  当即破格录取。

  当时莫言很狂,没代表作,却点评了一个有资历的前辈,说人家写得不好。人说他酸,他气不过,回家憋了一星期,写出《金色的红萝卜》。稿子被徐怀中看到,改名为《透明的红萝卜》,并力荐给《中国作家》的主编冯牧。

  刊发后,迅速在文坛引起震动。

  就这么着,毫无名气的莫言,一下成了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透明的红萝卜》一文,也被视为高密魔幻主义开山之作。

  后来在瑞典,莫言将徐怀中称为恩师。徐怀中说:

  “这话过分了。要说恩师,他要感谢七八十年代中国蓬勃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

  这倒是句一针见血的大实话。

  1984年,还有很多像张明敏、陈佩斯、张艺谋、莫言这样的文艺工作者,在松绑大潮中,在贵人帮扶下,踩到了改变命运的跳板。

  比如组建“七巧板乐队”在家写原创摇滚的崔健,比如生在电影乐团偶然录了《东京之夜》的张蔷。前者两年后唱出《一无所有》,后者两年后登上《时代》周刊。他们都是84年自由空气的受惠者,开放思潮下的幸运儿。

  所谓时势造人,不过如此。

(四)

  不过文艺工作者的运气,总有些被动。

  同时期另一拨人,则是先知先觉、主动改变着自身处境。其中杰出代表,就是王石。

  1984年,邓公去深圳视察,王石觉得“干大事的时候到了”。当时,国内有一阵办公设备热潮,王石赶紧成立“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倒卖办公设备,替内地需货企业向港商订货。

  当然,想开这种公司,你得有特殊人脉。

  同样先知先觉的,还有北京的柳传志。

  看到《经济日报》将中关村第一个下海研究员陈春先称为“弄潮儿”后,40岁的柳传志按捺不住,拿着计算所拨的20万元,在传达室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一开始他没找到好项目,干“倒爷”被骗了14万。公司正在生死一线,中科院买了500台IBM计算机,把验收、维修、培训业务交给了他,送上70万元的服务费。

  这幸运的大反转,也依赖柳的资源背景。


站在风口上的王石

  由此可见,1984年,率先觉察出经济政策动向、意识到市场风暴来临的创业者,一方面要感谢大历史,一方面还要感谢个人特殊关系。

  一般人,就算看到这变幻潮流,也不具备冲浪的资本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只能站在一边干瞪眼。这一点,之后92下海的群英也一样。那批具有政府背景的好青年们,和84年的元年企业家类似,他们的成功,很大成分上得益于对国家政策的洞察,和对稀有资源的把握。

  真正仅凭一双慧眼认出风暴的,是96年和08年的创业者。此乃后话。

  总的来说,36年前那个鼠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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